古代先贤描述的“中国

  •   法制晚报讯(文/实习记者 陈品)中国古代的先贤,重法者不在少数。至今,国家习的理政思,依国贯穿其中。习的作品和讲话中也屡次引用古代关于的经典论断。我们择其精要,梳理出这些古典名言的出处及其历史进程中的实践。

      法制晚报讯(文/实习记者 陈品)中国古代的先贤,重法者不在少数。至今,国家习的理政思,依国贯穿其中。习的作品和讲话中也屡次引用古代关于的经典论断。我们择其精要,梳理出这些古典名言的出处及其历史进程中的实践。

      【释义】国家虽然在各方面都有了法,但是,却没有使法必须实行的法,这便必然要乱了。

      【实践】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使秦国由原来的“诸侯卑秦”、“夷翟遇之”一跃而为“诸侯畏秦”、“无敌于天下”,除了因为他能使秦“国皆有法”,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能使秦有“使法必行之法”。

      中国11世纪的家王安石在他的诗《商鞅》中感慨地写道:“今人未可非商鞅,商鞅能令政必行。”意谓当今的没有可以非议商鞅的理由,因为商鞅能够使其政令得到不折不扣的实行。这就是说,王安石认为,商鞅不仅使秦“国皆有法”,而且使秦有“使法必行之法”。

      为了使和百姓更好地、懂法、,商鞅采取了三项措施:一是制定法律时,要尽量做到通俗易懂、清楚明白,不论是聪明的人还是愚笨的人,都能领会其本意,即所谓“为法,必使之明白易知,愚智遍能知之”。二是在秦新都咸阳宫门之外,筑起一座名曰“冀阙”的高大的宣传墙,列于其上,供和百姓阅读、学习,使尽快同和百姓见面。三是从中央到地方遍设“”,即“主之吏”,让他们熟读,深刻领会的内涵,随时准备回答和百姓提出的疑问。对那些不能正确回答和百姓疑问的“”,要严加惩处。

      上述措施的实行,使秦形成一个庞大的宣传网,和百姓都能更好地、懂法。百姓知“之所谓”,则不敢犯法;知“之所谓”,则能依法行政;知道百姓也懂律,则“不敢以非法遇民”。既然和百姓“皆(能)自治奉法”,那么“国家之乱”便可以自然而然地避免了。

      【释义】只要畅通,纪律和风气自然清正,那样就不会有治理不好的国家,也不会有不化的百姓。

      【实践】包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名重要人物,受到历朝历代百姓的追捧,黝黑锃亮、镶嵌月牙的铜锤花脸已经成为戏曲中廉明人物的代表。包公的思想里一直有着的,“发号施令,在乎必行”、“既行,纪律自正,则无不治之国,无不化之民”都出自他口,而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执法如山的实践正是对这一思想的最好诠释。

      宋仁庆历七年(1047年),旱魔,山泽之间多有乱起。时包拯自京奉转运使移任陕西转运使,沿途所见,令其骇然,他深感旱灾不足惧,惧者乃“人令之不足信”,因此写下《上殿札子》,上呈仁。包拯认为必须是稳定性与适时变动性的统一。一经制定,不能朝令夕改,失信于民。针对当时朝野上下有法不依、执法不明的弊端,包拯指出是固国之本,颁行法律一定要慎之又慎,“者,人主之大柄,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,不可不慎。”慎行,取信于民,则易平,天下易治。他劝说宋仁道:“既行,纪律自正,则无不治之国,无不化之民。”同时,他还主张因时因事而立法,因为“发号施令,在乎必行”。包拯“以法律提衡天下”的主张及其执法如山的实践,给后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借鉴。

      ”【出处】2014年9月5日,习在庆祝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

      第一种解读是将“奉法者”理解为执法者。《慎子》有云:“以力役法者,百姓也;以死守法者,有司也;以道变法者,君长也。”这表明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司法严格执法。商鞅指出,不能满足于“国皆有法”,而要有“使法必行之法”,其关键就在于的严格执法。第二种解读是将“奉法者”理解为所有遵守法律的人。古人说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,其包含的就是这个道理,它的本意即法律需要众人的遵守,做到人人守法,国家就能强大。第三种解读是将“奉法者”理解为厉行法制的国家。韩非子说,“事断于法,是国之大道”、“明法者强,慢法者弱”(《韩非子·饰邪第十九》)。

      ”【出处】2014年10月8日,习在党的群众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

      【释义】“道”就是“导”,是引导、遵循之意。也就是说,治乱兴衰之道主要在于能否严明法纪,杜绝因私违纪枉法。

      【实践】韩非子,韩国贵族,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韩国国势最强是韩昭侯在位时。韩国灭掉郑国后,韩昭侯重用法家的申不害为丞相。申不害在韩为相19年,“内修政教,外应诸侯”,帮助韩昭侯推行“法”治、“术”治,使韩国国内政局得到稳定,百姓生活渐趋富裕,史称“终申子之身,国治兵强,无侵韩者”。

      申不害推行法家思想,但是他和商鞅及吴起等提倡的厉行法制是不同的,他固然也讲“法”,但更主张君主用“权”来加强,实行“神秘主义”。这个时期,韩国的国力确实有所增长,但是申不害的是不彻底的,他并未解决韩国当时“晋之法未息,而韩之法又生;先君之令未收,而后君之令又下”的问题,即没有统一宪令。

      正因为申不害与韩昭侯用“术”有余,定“法”不足,“不擅其法,不一其宪令”,因此韩昭侯一死,韩国很快又衰落了。

      韩非子身为韩国贵族阶级的一员,亲眼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,多次韩王,希望改变当时不务法制的情况,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,“驱车劝谏韩王不用”。韩非子认为这是“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”,便退而闭门著书,写出了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说难》等著作。

      韩非子虽然是荀子的,思想主张却与荀子相反,他没有承袭荀子的思想,却爱好“刑名法术”之学,他总结法家三位代表人物商鞅、申不害、慎到的思想,主张君王应该把法、术、势三者结合起来治理国家,成为法家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。

      秦变法后逐渐强大,势吞天下,首指韩国。当时情势已岌岌可危,韩非子被韩王派遣出使秦国,于是文采斐然的韩非子为秦王嬴政所赏识而备受重用,《史记·韩非列传》中记载:“秦王见孤愤、五蠹之书,曰:‘嗟乎,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,死不恨矣!’”韩非子最终客死秦国,他的法家思想理论为秦国所吸收运用,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      历史的经验证明,当秦以国时,国富兵强,统一天下;二世以后毁法滥刑,转瞬而亡。隋初厉行法制,制定了著名的《开皇律》,使得经济发展、国家强盛;但至炀帝时“宪章遐弃”,不以“官人违法为意”,结果“人不堪命,遂至于亡”。

      ”【出处】2014年10月13日下午,中央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,习在主持学习时发表的讲话

      【典出】这是中国古代关于德教与刑政关系的主张。《尚书·康诰》中首次提出了“明德慎罚”的思想。春秋时孔子提出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

      荀子发展了关于德政的思想,提出礼法并施的观点,在战国时即体现为“礼下庶人”、“刑上大夫”。

      西汉董仲舒在关于礼、法的思想基础上与学说、“天人”的思想相结合,提出了系统、完整的“阳德阴刑”的德主刑辅论,指出:“阳为德,阴为刑;刑主杀而德主生……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。”

      【实践】谈到“礼法合治,德主刑辅”,就不能不提到秦汉之际在策略上的儒法之争。

      先秦时期产生的诸子百家中,以和法家的策略最具有可行性。秦汉时代,这两家的策略形成了激烈的竞争。以德治为本,法家以刑治为本,从的根本而言,两家是站在彼此对立的立场上的。

      历史证明,单独的、孤立的德治或刑治都是不可能将国家治理好的。秦因绵密、横征暴敛、峻法导致的历史也给了新的者以深刻教育,促使他们寻求稳妥的方略。汉承秦制,为避免重蹈秦以而亡的覆辙,学说渐行,故汉儒鼓吹德治,同时也更多地吸收了法家思想,一方面强调“君之所以位尊者,身有义也”,另一方面又提出“义者,君之民,法者,君之命也”、“夫者,君之所以用其国也。君出令而不从,是与无君等”(汉王符《潜夫论·衰制》)。进而强调君权、政令与“仁政”相联系,刑罚与“治世”相联系,儒法在历史发展上趋向整合。

      在汉朝的基础上,唐朝成为“礼法合治,德主刑辅”的集大成者,以唐律为代表的礼理体系,是中华法系的顶峰。在制度上,礼的内核与法律有机融合在一起,无论法律条文还是刑律之外的法律规范,一以贯之。

      唐高时制定的《唐律疏议》说“德礼为政教之本,刑罚为政教之用,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”,是为大总结。这种思也一直为后世明清等所继承。